受害者经济指的是创伤和受害者身份在社会和政治领域中被广泛利用，不再只是个人的情感体验，而成为争夺资源、话语权和社会地位的工具，在这种经济中，谁能能有效的表达自己的创伤，谁就能获得更多的社会关注、道德资本，甚至经济利益，另外，受害者之所以能获得大量关注，不仅因为他们承载了真实的痛苦，更因为在现代社会结构中，受害者身份被赋予了强烈的道德正当性与象征意义，从精神分析角度看，当一个人以“受害者”姿态出现时，便激发了他人内心的超我机制，使人感到有义务去同情、倾听与否认，否则就会陷入道德上的被动甚至谴责。
现代文化，往往将受害者放置在“道德不可置疑”的位置，使他们在话语权上天然占据优势，任何质疑或不认同，都可能被视为二次加害，从而进一步巩固了受害者的权力地位。尤其在一个阶级对立加剧，社会不平等持续扩大的背景下，受害者形象更容易成为情感投射和政治表态的焦点。
社会大众对系统性压迫的不满往往通过对个体受害者的关注和声援得到情绪性的出口，进而使“受害”成为某种公共正义的象征。在这一逻辑中，痛苦不仅仅是被承受的经验，更成为调动资源和凝聚舆论的象征资本，特别在情绪驱动的媒体生态中，受害叙事具有更强的传播力和道德感染力。
受害者身份的内化，往往伴随着对自己创伤的不断强调，这不仅是对外界同情的召唤，更是对内心道德超我的一种回应。通过强化“我是真正受害者”的自我认定，个体试图获得内在的道德的宽恕，减轻自责和焦虑，这使得受害者身份不再是单纯的弱者标签，而成为内心超我要求的“合格痛苦”的象征。只有表现出“足够”的痛苦，才能满足超我的苛责，获得心理的平衡。
在这个时刻，个体感受到的是直接超我的阉割和凝视和超我形成完美主奴关系。受害者身份不仅满足了对同情和认可的欲望，更成为一种社会权力的象征。
精神分析中欲望永远无法直接满足，总是通过“代替物”来实现满足感，受害者身份即成为一种代替物，借助社会对正义和同情的认可，获得心理上的权力感。这种权力感同时满足了个体自我价值的需求，也使得受害者身份从被动的痛苦，转变为主动的权力资源。
在社会层面，不同个体或群体围绕受害者身份展开激烈的认同斗争，试图成为“最正当”的受害者。精神分析认为，这种斗争是对缺失的认同的追逐，受害者身份成为一种象征性的“完整性”标志。然而，这种斗争，同时也加剧了社会的分裂和对立。不同群体在竞争中，不断强化自身的痛苦叙事，反而阻碍了真正的理解和和解，并开始围绕受害者本身进行反描叙事，将不合理的都进行重新的意识形态编织，去合理化受害者。
这种受害者经济，可能加剧社会分裂和对立，人们越来越倾向于谁是“更受害者”的一方来判断对错，而非基于理性对话和共同利益。这种情绪化的受害者政治，使得社会难以形成真正的共识，反而激化了群体间的矛盾，此外，受害者身份被过度强调还可能压制个体的自我成长和责任感，让人陷入受害者心态，难以走出创伤，重新掌控自己的生活。
并非主张忽视创伤和受害者合理诉求，而是呼吁超越“受害者经济”中表面的情感对立，重建一种基于平等、尊重和理性的公共讨论环境。真正的解放不是简单的强调自己的受害，而是承认自身的局限和责任，与他者建立真正的理解和合作。社会应当为受害者提供支持和保护，但同时，避免将受害者身份神圣化或工具化，防止形成对立和竞争，只有这样才能推动社会的和解与共同进步。